巴黎遇上日内瓦 制表中心之争

[ 钟表文化] 如今谈到制表，我们首先就会想到瑞士，二者之间几乎可以划等号，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以至于很难想象等式还（曾）有其他成立方式。时间回到18世纪，制表行业最杰出的人物齐聚巴黎，而瑞士和日内瓦则以"小物件"和便宜的商品而著称。

阿伯拉罕－路易·宝玑肖像

穿越时空，回到1770年代的巴黎。在西堤岛的最西端，巴黎圣母院的荫蔽下，太子广场很容易被想象成当时制表大师们的聚会场所。毕竟，同代中三位最具才华的制表师的工坊距离这个广场很近，他们分别是让-安东尼·莱皮讷（1720-1814）、费迪南·贝尔都（1727-1807）和年轻的阿伯拉罕－路易·宝玑（1747-1823），三人的发明将改变机械测时方式。如今，法国首都已不再是制表界的中心，广场游客也不太可能遇到盛大的钟表讨论会。除了德国格拉苏蒂镇，以及少数独立制表师的星星之火（都柏林、马恩岛或圣彼得堡等），高级制表实际上已经成为瑞士厂商的专属领地。

情况并非一贯如此，甚至远非如此。在启蒙时代，巴黎是一个年轻人学习技艺的地方。当时，英格兰制表师和巴黎制表师在制造航海天文钟方面展开激烈竞争，这些计时器将引领国王和国家征服海洋，获得荣耀。最有创造力的人才都在巴黎工作。三年前，Chopard萧邦联合总裁卡尔-弗雷德里克·舍费尔重新推出费迪南·贝尔都品牌，他向罗博报告解释道："与瑞士不同，在法国一切发明都得到国王的表彰，所以有取得成绩的真实动力。"1666年在巴黎成立的皇家科学院，提供了进一步的刺激。1750年至1772年间，科学院核准的发明中，包括丹尼斯·帕潘的蒸汽高压炊锅以及武器制造和乐器等领域的种种发现，其中五分之一源自制表师。

巴黎，学习中心

让-安东尼·莱皮讷制造的黄金玛瑙香水瓶钟，约1770年。

让-安东尼·莱皮讷在24岁时抵达巴黎，并很快加入未来岳父安德鲁-查理·加隆位于塞纳河对面圣丹尼斯街的工坊。在那里，他与国王路易十五的制表师安德鲁-查理·加隆及其子皮埃尔-奥古斯丁一起工作。皮埃尔-奥古斯丁，如今更以剧作家博马舍为人所知，但当时他是一位有天赋的年轻制表师。博马舍成为双钩擒纵机构的发明者（与让-安德烈·勒波特存在争议），而让-安东尼·莱皮讷同样值得铭记，他率先以旋入式桥板取代上夹板和支柱，为时计的纤薄化发展铺平了道路。让-安东尼·莱皮讷制造的天文钟非常巧妙，兼具时间等式和万年历功能，给国王留下深刻印象，这也为他赢得了皇家委任认证。

皮埃尔-奥古斯丁·加隆·德·博马舍

翌年，1745年，一位名叫费迪南·贝尔都的瑞士年轻制表师来到巴黎，时年还不满19岁。凭借时计和文学创作，费迪南·贝尔都同样在历史上留下显赫声名。1753年，他被王室任命为制表大师，这对一个26岁的人来说是一项非凡荣誉。费迪南·贝尔都在哈雷大街设立的工坊，与著名问表制表师朱利安·勒·罗伊的工坊仅有一箭之遥。是不是与优秀同行相邻，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呢？费迪南·贝尔都的时计和文学创作同样多产，他书写了4,000多页文字，数十篇参考着作和论文，狄德罗和达朗贝尔于1751年至1772年出版的《方法论百科全书》中就有收录。事实上，费迪南·贝尔都是一位永不知足的发明家，他将自己全身心投入到航海天文钟的完善中，其No6和No8在航海实验中表现出众。1770年，路易十五任命费迪南·贝尔都为国王和海军的制表师，并委托他制造20座航海天文钟，以装备皇家舰队。

日内瓦，低价优势

几年后，1762年，轮到阿伯拉罕－路易·宝玑，另一位注定要伟大的制表师离开祖国瑞士去巴黎试试运气。1775年，他在西岱岛钟表堤岸开设工坊。宝玑的功绩无须赘述，他载誉满满，受到王室和贵族的推崇。宝玑明白时计不仅应该装配卓越机制，其造型也要美观悦目。宝玑的发明包括但不仅限于问表的螺旋音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游丝末端曲线，Tact触摸表、降落伞式避震器、历史上最早的腕表（专为那不勒斯王后卡洛琳·缪拉创制）、极为精准的擒纵机构、当然还有陀飞轮调速器。宝玑的作品为当时巴黎制表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极佳的例证。事实上，1833年制表师哈恩曾发表这样的评论，来嘲弄"外国"制表师的低质时计产品："很多来自瑞士和日内瓦的小物件，由裁缝、补鞋匠、木匠和所有与日内瓦商人打交道的人销售。"

阿伯拉罕－路易·宝玑

皮埃尔·杜波依斯在1849年出版的《从起源到现在的制表史》中给出更加严肃的解释："整个18世纪，法国在产品质量方面拥有无法比拟的地位；但日内瓦享有低价优势，众所周知，低价格总能吸引消费者。因此，日内瓦制造商已经成为对法国造成极大损害的一个因素，待到1789年政治和商业大革命爆发时，这种损害依然很严重。"回首历史，着眼当下，事实是巴黎制表业已经走过了黄金时代。人生没有回头路，区域行业的发展亦是如此。（图/文 许朝阳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