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时期 瑞士如何拯救制表行业

[ 钟表文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瑞士制表行业经历了一段深刻的危机时期，致使国家出手主导行业重组。这场救援行动采取卡特尔协议的形式，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本篇文章，我们先来讲述第一部分：1920至1930年代的往事。

瑞士日内瓦制表师Paul Guillard，1921年

瑞士制表行业拥有五个多世纪的悠久历史，漫长的旅途中难免颠簸磕绊，每次都反复提醒我们行业曾经历过更加糟糕的境况，但总能逢凶化吉。在这些颠簸磕绊中，有些危机甚至动摇了行业的根基，最终还是通过激进的补救措施得到解决。目前，COVID-19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和传播迫使制表行业陷入停滞，回顾档案和历史书籍，瑞士制表商们又是如何渡过难关的呢？相信非智能手机一代对1970至1980年代的石英危机依然记忆犹新，况且这场危机主要是结构性的，因此不在本文探讨之列。相反，我们将深入解析由经济环境引发的早期危机，这些危机在塑造20世纪瑞士制表行业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A. Schild SA(ASSA)的建筑，1960年。A. Schild SA(ASSA)是组成Ebauches SA的三家公司之一，创立于1926年。

"可怕的危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好转趋势既浮浅又短暂，刚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瑞士制表行业再度遭受重创，这一次是随1929年10月美国股市崩盘而来的大萧条。纳沙泰尔大学的François Scheurer教授当时写道，"在1920年的头几个月，（腕表和机芯的价格）上涨达到并超过最高点。接着紧缩开始了，起初缓慢，随后加剧。与此同时，行业内释放出减缓生产的信号，很快订单也纷纷被取消。那是一段可怕的危机时期，惨烈程度前所未见。"

当时的腕表生产被拆解分散，在"établissage"的工业流程中彼此依存，其中零件制造与组装相互分离。同时，为了应对价格下跌和某些市场（包括美国和日本）征收的进口关税过高，瑞士制造商开始大规模出口未组装机芯（也即"chablonnage"），然后在进口国组装成型，并以瑞士表的名义销售。这就导致瑞士本土出现失业问题，而技术却转移到境外。

面对危机，瑞士大刀阔斧，向制表行业注入大量资金。更重要的是，联邦通过了一系列法律，例如控制新公司的创建或防止制造商降低价格，为管理该行业提供了法律依据。随后，卡特尔机构也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而制造商恰恰处于这场"Restauration Horlogère"大规模重组运动的最前沿。在十年的时间里，五个新的雇主联合会日渐成熟，涵盖机芯制造商、零件制造商和Roskopf机芯制造商，均受制于Fiduciaire Horlogère Suisse（Fidhor瑞士制表信托机构）。Fidhor被视作制表行业与出资人之间的永久性联系，该机构的作用是"对信贷保持警惕"，并保证遵守商业和金融协议。

20世纪初期的毛坯机芯制造工坊

在地方层面维持产业

正如"真正的时间大师 - 瑞士制表卡特尔（1919-1941）"作者Johann Boillat在书中解释的那样，"卡特尔政策将制表商带入两个互补的方向。第一个是民族主义领域，大多数制造商都同意打击境外生产，通过禁止机器转让并严格限制毛坯机芯和零件出口来对抗猖獗的去工业化进程。第二个是引导雇主建立最低关税，集中生产场所，以便更好地与异议相抗衡。这种结构与市场经济原则背道而驰，乃是基于市场主要参与者之间的约定惯例。"

引入制造和出口许可证，以及遵守关税的义务，使瑞士得以加强在国际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建立准垄断实体，其中包括Ebauches SA和ASUAG。Ebauches SA是ETA的前身，现隶属于斯沃琪集团，创立几年内就成为瑞士钟表工业联合会授权的唯一机芯供应商；而ASUAG则于1983年并入斯沃琪集团，它被Johann Boillat称作"卡特尔最强大的资本"，为市场上的价格、产量和技术标准制定了框架。

历史学家Pierre-Yves Donzé指出，"直到1960年代初，瑞士制表公司并不是在自由市场环境，而是在国家干预的经济环境中运作。"这种大规模、无条件的国家干预，目标就是维持由小型、局部组织构成的工业结构。如果希望扩展、迁移或更改名称，公司必须向联邦经济事务部申请执照，且不得超过许可的最大工人数。最终，该行业是否从重组中受益呢？Johann Boillat总结道，面对危机，"雇主组成了强大的集团，通过限制竞争巩固地位，保护领地证实行业专业的价值。"或者以量化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在1939年至1956年之间，制表公司向股东支付的年度股息平均为14％，而整个瑞士工业部门为7.8％。（图/文 许朝阳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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